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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崇明园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疫情过后中国经济如何突围?

日期:2020-03-26 15:27 / 人气: / 发布:崇明园区

上海崇明园区:

2019年底开始肆虐至今的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让中国经济在“风暴中体验风暴”。在经历了疫情爆发早期的进退失据之后,一个过去曾多次经历各类危机的国家展现出了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湖北人民的巨大牺牲和全国人民的高度配合和服从,使得我们逐渐增强了战胜疫情的信心、有效防止疫情继续肆虐扩散。
疫情在我国基本控制住的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开始迅速扩散,已经严重冲击全球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全球经济陷入大衰退的风险大大增加。最近,各国多个救市政策出台,其中美联储宣布广泛新措施支持经济,德国政府批准规模7500亿欧元的刺激政策。这些变化表明新冠病毒疫情已经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公共卫生事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带来的冲击可能超过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新冠病毒疫情在国际间迅速扩散与过往危机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直接影响实体经济。全球性的蔓延不仅严重影响外需,也带来全球供应链中断的风险。全球经济在今年第二季度大部分时间面临“暂停”状态,将给我国经济疫后复苏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极端情况的出现表明我们过去明显低估了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而我们现有的对冲疫情影响的宏观政策范式,正是基于被严重低估的风险的。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我国对冲疫情影响的宏观政策范式,进一步明确宏观政策的定位和实施的重点领域,以更大的力度出台正确的政策应对疫情带来的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我一直认为现在有两个中国经济:一个是反映为GDP规模和增速的中国经济,目前正经历着增长速度、动能及模式的巨大变迁;另一个是反映在经济社会结构层面上的中国经济——以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产业和就业结构的变迁、微观经济单元的活力、收入分配结构、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和定位、研发强度和创新能力、投资资本收益率(ROIC)等呈现。在中国经济的核心逻辑已经发生变化的大背景下,反映在经济社会结构层面上的经济指标的表现更真实地反映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因此,这一轮经济政策的逻辑应该与过往不同——其侧重应该放置在对冲疫情对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影响方面。我认为,我国正确的政策出发点是大幅下调经济增长目标,甚至,不再确定目标。在摆脱原本是刚性的增长目标的约束后,政策意图会更加清晰, 政策手段更为合理——以更彻底的改革开发迎接挑战!
政策建议
我们对疫后中国经济突围的经济政策建议围绕下面几个维度展开:
1. 基建与新型基建。2019年中国GDP增速为6.1%,然而基建投资的增速只有3.8%。疫后经济突围,大规模增加基建投资是很自然的政策选择。传统基建虽仍有发力空间,但疫后基建投资也切忌重走上一轮刺激政策老路——因为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缺乏约束、金融体系承担“准财政”功能、国有企业隐性担保机制、产业政策诸多弊端的存在,造成地方政府债务、银行坏账风险加大以及大面积的产能过剩等问题。
(1)围绕“再工业化”的“新基建”,涉及跟产业变革以及跟产业互联网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如5G基站、数据中心等。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再工业化”(产业互联网)以及围绕再工业化而进行的“新型基建”有助于提升TFP增速。5G、大数据、AI、物联网等会给大量行业带来数字化转型的契机。从5G的建设需求来看,5G将会采取“宏站+小站”组网覆盖的模式,2017年我国4G广覆盖阶段基本结束,4G基站达到328万个,而5G基站总数量将是4G基站1.1—1.5倍。若假设将来建设宏站475万个,小站950万个,则我们预计到2026年我国5G基础建设投资规模将达到1.15万亿元,其中2020年需新增的投资额约为2300亿元。5G 的发展除直接带来电信运营业、设备制造业和信息服务业的快速增长,还将通过产业间的关联效应和波及效应,间接带动国民经济各行业。因此我们采用了投入产出表,根据各行业之间的关联程度,测算了三大部门对GDP的直接拉动作用和间接产出影响。经测算,到2030年,预计5G将带动直接产出3.4万亿,间接产出6.2万亿。按照2017年投入产出表中各行业的增加值率转换为增加值口径计算后,2030年5G将直接拉动GDP1.3万亿,间接拉动2.1万亿,总和3.4万亿。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疫情过后中国经济如何突围?

(2)出于应对中国经济核心逻辑变化的需要,“新型基建”必须涉及跟民生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如旧城改造、租赁住房、城市公共设施的投资等等。城市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庞大,可带动较为可观的投资。其中老旧小区改造不涉及新增住房,更多是改善公共基础设施。多数老旧小区居住环境差,配套设施不齐全,已严重影响居民生活水平,亟待改造。据统计全国各地需要改造的小区达到17万个,崇明长江园区,涉及建筑面积40亿平米。据目前各试点城市老旧小区改造投入资金情况来看,平均每个社区改造所需资金约850万元,每平米所需改造资金280元。平均两种计算方法可得老旧小区将拉动投资约1.3万亿,若分五年推进,每年可新增投资2600亿。此外,租赁住房也是切实关乎民生投资方向,其不仅有助于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推动形成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房地产长效机制建设,也可落实“房住不炒、租购并举”的中央决策。
(3)同样,“新型基建”也涉及中心城市和都市圈的基础建设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通过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基础服务均等化,增大了城市集聚效应和城市所能容纳的最优人口规模,促进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将更多的人纳入“市场”,通过集聚实现人均收入增长,通过集聚实现中心城市与周边城镇的差异互补发展,最终缩小发展差距。并且此次疫情暴露出了城市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中的不足与短板,亟待改进,以提高中心城市的治理能力。
2. 持续为企业减税。中国经济核心逻辑最大的变化之一在于增强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活力变为重中之重。新冠肺炎疫情给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带来了较大的冲击,税收政策的调整也是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的重要手段。我们认为近年来已多次下调企业增值税,可考虑下降企业所得税进一步为企业减负。2018、2019年都曾下调增值税。2019年全年减税降费超过2.3万亿元,拉动GDP增长0.8个百分点,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0.5个百分点,成效颇为显著。而其中最主要的减税税种就是增值税。今年针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央进一步将3-5月份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税率由3%降为1%,湖北省免征3个月,可有效帮助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纾困。但是增值税的税基是营业收入,是消费者分担的流转税;而企业所得税是对纯利征税。如果企业受疫情影响营业额大幅下降,降低增值税的对企业的纾困作用就不如降低企业所得税,因为后者会直接增加企业的留存利润。下面我们讨论降低企业所得税的建议以及其带来的影响。
企业所得税的分档税率(表2)显示分档税率并不是简单基于纳税金额分档,也不是像企业增值税那样基于行业分档,而是一般企业(25%)、小型微利企业(20%)、高新技术产业、重点行业扶持企业(15%,部分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涉设计企业10%)、非居民企业(10%)来分档。我们的建议是对所有档的税率同时下调,原因有四个:第一,目前企业所得税的分档方式本身就包含了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集成电路等企业的税收优惠部分,如果调整中再次分档对待就等于扭曲了产业结构激励。第二,这次疫情波及多个产业链,不应单独考虑只减免某些特定行业。第三,武汉的三大支柱产业是光电子信息、汽车及零部件、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如果考虑对这些产业的扶持直接加大对湖北的支持力度即可,比全国减免得更多,正如今年3-5月份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征收率由3%降为1%,湖北省直接免征3个月,企业所得税的调整也可效仿湖北与非湖北的差别对待。第四,每档企业所得税在企业所得税税收总额中的占比并没有公开数据,一些复杂测算反而会不够精确,假定所有档税率同时下调既在逻辑上合理,也在测算上方便。